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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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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都注重于怎么把钱送到实体经济、民营经济手上,怎么把钱送到市场去,如何增加更多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多当然是好的,但并非供给侧改革就是如此。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服务,那么再多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增加可为小微企业放贷款机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是否就会好?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基本前提,并非是成立了银行,银行就有钱给你放贷款。我们可以先从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来看这个问题。据我所知,上海现在已经有150家左右的外资银行,就一个开放性金融市场而言,银行机构角度已经足够多了,毕竟中国香港注册的银行类机构也是156家。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主要是外资银行,可以说全球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的银行机构差不多都到上海来了。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上海就成为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否是国际金融中心,根本上是由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决定的。国际资金能不能到这个市场进行国际化的配置。银行首先是要吸收存款才能放贷款,所以单纯说增加金融机构实际上不解决问题。

  到底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以为是金融供给侧的改革,是要让金融的供给能够更有质量更有效率,而不是简单的增加资金和机构的数量。所谓的更有效率,就在于如何激活市场。金融实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如果金融在资源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供给就是有效的,如果说金融在这当中起不到作用或者始终是被扭曲的作用,那么这个市场也是扭曲的。

  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监管体系的改革

  现实的市场不是教科书上的市场,教科书上的市场是一种抽象理论,排除理论认为不相关的因素,最后抽象为一个规律。但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些理论认为不相关的东西重新考虑进来。比如舆论经常有腐败是市场的润滑剂之说。此论或许有其成立之处,但是腐败润滑出来的市场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无效、扭曲、不公平、寻租的市场,不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有规则、公平、透明的市场,一个法治市场。市场机制可以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市场机制怎么发挥作用与具体的政策,规制有直接关系。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市场。我们要认识市场,就要把监管法规、监管政策、监管方式都要考虑进来。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就要考虑每个动作必须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走向善还是走向恶。

  如何开放市场、放活市场,首先要明确法治监管,同时监管方式也符合市场需求。民营企业融资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很多人认为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贷款。但现实是民营企业都是大笔银行贷款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不过,这些年的确有银行把更多的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现象。

  为什么银行更愿意给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等贷款?首先银行追求安全性,不仅是自己,更重要的是银行是用客户的存款资金去放贷款,所以银行要对存款负责。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安全,因为国有企业不会倒闭,所以可以大胆地对国有企业放贷款,甚至明明看到这笔贷款放下去这个企业经营得不好也照样会贷给国有企业。

  其次,企业追求效率,贷款给国有企业以及政府融资平台,一笔业务就是几亿、十几亿甚至于几十亿、上百亿,作为银行的支行行长、客户经理,效率上肯定会优先考虑大笔业务。

  第三,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的安全性没有太大问题,就意味着风险管理上几乎不需要花什么精力,可以迅速按照标准完成风险管理。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评估风险就要花很大的精力,而且贷款以后要进行风险的管理,这又是一个效率问题。

  最后,万一真的出现了风险,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尚还能比较妥善地来处理,真有损失也不会太大。因为是公对公业务,也不会追究个人责任的,哪怕追究也是象征性的。但如果是民营企业贷款,就会带来责任追究问题,而且往往是加重处罚。监管机构还要质询,当事的客户经理以及行长是否同企业有利益关系?所以具体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取向考虑,银行自然更愿意给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

  所以当前银行的选择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自然选择。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结构性问题,有效推动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先从监管的理念、政策、方式进行改革,才能保证金融的供给能够更有效。

  监管理念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

  何为监管的理念改革?简言之,监管要有明确的定位。目前,我们金融市场的各类的监管的定位尚不明确。以香港金融监管局为例,它有两大任务,一个是相当于央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港币汇率的稳定。至于经济增长还是不增长?股市是上涨还是下降?失业率高了还是低了,这些与金管局无关。另一个目标就是保证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营运,通过具体监管方式来实现该目标。金管局的这两个职能不会混淆,内部有明确分工,没有互相的关联。但目前内地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多且模糊,而且时不时会产生职能交叉和混淆。

  监管明确定位,也就是明确监管的职责,那么现在就需要明确各家监管机构关系。

  首先就是国家战略、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之间的关系,怎么来界定三者之间关系?国家战略是要求整个国家要往这个战略方向走,但并非所有的部门机构都要步调一致。比如打仗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炊事班还是应该烧饭。现在我们把许多国家战略方向变成了具体的监管政策,把一些产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监管的政策,把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变成了监管政策。如此造成了市场行为的扭曲,银行没办法根据市场调节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只能从完成监管指标的角度来定战略。其实对监管机构来说,这样也是比较痛苦的。

  其次,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的关系。宏观调控是对经济变化进行调整,本身就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所谓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因之于具体情况变化了,就需要调控。失业率、增长率、经济的波动、市场的流动性紧张,这类都属于宏观调控的事情。当然监管对宏观调控加以帮助,可能有助于短期达到效果,但是监管政策就变成不可预期了,监管政策不可预期就意味着企业行为方式不可预期。有时上半年可能鼓励的事情下半年变成犯错误了;有时刚刚某个行为被处罚,却因为经济下行又开始鼓励这样做。所以,金融机构就会去揣测哪些监管政策实际上是坚持不久的,可以选择打擦边球,与监管政策展开博弈,如此一系列所谓的乱象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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